，弄不好，她也会成为典型。

前者是大胆探索、实践出真知的改革典型，后者改革冒进、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负面典型。

会议上，各方学者围绕“剩余价值”、“公有制实现形式”、“管理改革性质”等理论问题引经据典、激烈交锋，甚至不乏言辞尖锐的相互批评。林颂专注地聆听，偶尔拿起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录几句。

陆文龙沉稳地引导着讨论方向，与会者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：第一钢铁厂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采取的管理改革措施，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企业效益，增加了职工收入，符合按劳分配原则，其探索方向总体符合中央关于搞活国营企业、提高经济效益的精神。

陆文龙看向林颂：“林书记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或者回应的吗？”

林颂不疾不徐说道：“感谢陆部长，也感谢各位专家的深入讨论。我想提出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，但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——那就是在改革进程中，我们面临的话语权问题。”

她略微停顿：“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分析框架、理论概念，甚至评判标准，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西方的经济学体系。我们用别人的话语体系，来论证我们自身实践的正当性，这本身就处于一种被动的、需要不断自证清白的地位。”

她语气加重，带着一种紧迫感：“因此，我认为，当前改革一个极其重要且紧迫的任务，是必须着力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！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陷入他们设定好的辩论陷阱。”

顾老师眼中闪过一丝深切的赞同，这个问题他思考已久。

据他所知，老大哥国家的一些教材上已经出现了宣扬西方国家“好人好事”、生活方式的文章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小觑，必须引起重视。